无锡钱氏可溯至五代十国吴越王钱镠，包括湖头、堠山两支，分别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（1011）、南宋宝庆元年（1225）迁入无锡。千百年来，无锡钱氏绵延不衰、人才辈出，特别是近代以来，涌现出钱基博、钱穆、钱锺书、钱伟长等一大批优秀人才。无锡钱氏的兴盛，与《钱氏家训》“善事国家、重德修身、崇文尚学”“利在一身勿谋也，利在天下者必谋之”的精神内涵息息相关。

　　子孙虽愚 诗书须读

　　在无锡老城的新街巷（旧称七尺场），一栋青砖黛瓦的江南宅院静立巷陌，这里便是钱基博、钱锺书父子曾经居住的“绳武堂”。堂名源自《诗经·大雅·下武》的“昭兹来许，绳其祖武”，有继承祖业之意。作为吴越钱氏始祖，钱镠出身贫寒却喜读诗书，因此获益良多，于是要求子孙们也这么做，立下“子孙虽愚，诗书须读”的家训。这一家训在近代学术大家钱基博、钱锺书父子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　　钱基博、钱锺书父子属无锡钱氏堠山一支。钱基博生于“三世传经，为童子师”的书香门庭，五岁就跟着长兄钱基成读书，九岁已能背诵“四书五经”等典籍。他一生奉“求知”为圭臬，自言：“生平无营求，淡嗜欲而勤于所职；暇则读书，虽寝食不辍。”执教高校数十载，著述等身，却甘守清贫，晚年更将五万余册藏书及毕生所集甲骨、书画等珍品捐赠公家，唯留满室书香昭示后人。其治学之严、修身之洁，堪为钱氏“诗书传家”的典范。

　　钱基博深谙家训精髓，对子女教育尤为严格。长子钱锺书幼年过继给了伯父钱基成，伯父十分宠爱，常带其游玩于茶馆书摊。少年锺书在此时遍览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说唐》等小说，虽然滋养了文学兴趣与想象力，却也养成了散漫习性。钱基博对此忧心忡忡。1920年，钱基成离世，钱基博接手管教。见钱锺书好“臧否人物”、疏于课业，便将其字改为“默存”，取《易经》“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”之意，并告诫他“大器晚成，蓄之久而酝酿熟也”。

　　自此，钱锺书起早贪黑地读书，在父亲系统指导下，精研《古文辞类纂》《骈体文钞》《十八家诗钞》等经典。严苛训练铸就硬功，日后他提笔成文，字字珠玑。高中时，他参加国文、英文竞赛都得到第一名，其能力不仅得到父亲肯定，甚至能代父亲为钱穆的《国学概论》作序，笔法老到、观点辛辣，父亲览后也觉无懈可击，一字不易。

　　1929年，钱锺书从无锡辅仁高级中学毕业，以中英文特优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。四年后，被上海光华大学（今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）聘为外文系讲师，讲授西洋文学和文学批评两科。彼时，钱基博在光华大学中文系任教，父子执教一校、同期论学。《光华大学半月刊》第七期，前有钱基博《骈文通义》，后有钱锺书《上家大人论骈文流变书》补其父之遗阙，一时传为美谈。

　　“诗书传家”之风，非独钟于一人。绳武堂内，钱基博、钱基厚兄弟对“锺”字辈子侄一视同仁。“锺”字辈中，钱锺韩成长为著名工程热物理学家，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；钱锺汉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光华大学国文系毕业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无锡市副市长等职，晚年著有《商埠春秋》，以小说形式呈现近代无锡工商业发展历程；其他人也都卓有成就，延续家族书香。

　　慎微戒骄 忠厚传家

　　位于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七房桥村的钱氏故居，是国学大家钱穆与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钱伟长的童年居所。钱氏故居怀海堂内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工程力学家钱令希所书的《钱氏家训》。

　　《钱氏家训》共六百余字，包括个人、家庭、社会和国家四个方面。在“个人篇”倡导“持躬不可不谨严，临财不可不廉介”“处事不可不决断，存心不可不宽厚”；在“家庭篇”要求“勤俭为本，自必丰亨”“忠厚传家，乃能长久”；在“社会篇”提出“救灾周急，排难解纷”“私见尽要铲除，公益概行提倡”“不见利而起谋，不见才而生嫉”；在“国家篇”叮嘱“执法如山，守身如玉”“爱民如子，去蠹去仇”“利在一身勿谋也，利在天下者必谋之”。其中的“清廉立身”之诫、“逆境守节”之志，早已融入钱氏血脉，不断激励钱氏后人严谨治家、克勤克俭、崇文重教。

　　翻阅钱氏族谱，这里曾走出六位院士，除了前面提及的钱穆、钱伟长、钱令希外，还有物理学家钱临照、经济学家钱俊瑞和环境工程专家钱易，创造了“一门六院士”的奇迹，他们以各自的生命轨迹展现了这部家训的经久魅力。

　　醇厚的家风，往往能由一些细节、一些小事展现。钱穆属无锡钱氏湖头一支，幼年时聪明过人，记忆力极强，有过目不忘的本领。一天，父亲好友来家中做客，一位客人提出让钱穆背诵《三国演义》里“诸葛亮舌战群儒”一节，钱穆随即非常流利地全部背了出来。客人们听后，连连拍手称赞钱穆是“神童”，将来必能成大事。听到赞扬，钱穆不免有些得意，又自告奋勇背诵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几个章节，自然又引来了一片叫好声。第二天路过一座桥，父亲问钱穆是否认得“桥”字，钱穆说认得。又问将“桥”的偏旁由“木”换成“马”是什么字，钱穆说是“骄”。父亲又问钱穆是否知道“骄”的意思，钱穆说知道。这时，父亲挽着钱穆的手臂，轻声问他昨天的行为是否和“骄”字相近？钱穆这时才明白父亲的用意，从此将“戒骄”二字牢记于心。

　　作为无锡钱氏的另一支，钱基博、钱锺书父子同样是绳墨传家，恶习不染。钱基博以峻厉目光审视子弟品行，深恶吃喝嫖赌之习。绳墨之严，不仅在学问上，亦在生活细节上，他常自得宣称：“我儿子都不抽香烟。”钱锺书在清华求学时，父亲在家书中谆谆告诫“做一仁人君子，比做一名士尤切要”。即使成名，钱锺书与夫人杨绛依旧分外朴素，家中沙发是历经多年的旧物，色彩已近褪尽。而所谓的书架，也不过是四块木板与几块砖头简单搭建起来的，家中几乎不见一件“豪华”之物，契合家训中“勤俭为本”的要求。

　　此外，为了让家族中的穷苦孩子有书可读、有饭可吃，《钱氏家训》规定“兴启蒙之义塾，设积谷之社仓”。在范仲淹的提倡之下，古代许多大家族都设立了义庄等慈善设施以救济族人，确保其受到教育、生活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上。无锡钱氏也不例外，设立义田、义庄等，并明文规定其中一部分田产或盈利，必须作为教育经费，确保子弟不分贫富都能上学。新吴区鸿山街道现存“怀海义庄”，其宗旨就是“救灾周急、恤孤矜寡、排难解纷、兴学育才”，钱穆和钱伟长曾因家境贫寒读不起书，最终在义庄的资助下得以继续学业。

　　学成报国 胸怀天下

　　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商务印书馆推出了钱穆在抗战期间所著《国史大纲》的简体字版。打开《国史大纲》，首先是他正告读者应具备的信念，一国之民应知一国之史，而“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，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”，读来令人感动不已。

　　无锡钱氏注重“学成报国”。钱穆之“学成”，在于他贯通经史子集，著述等身，一生专著多达80余种1700余万字，其《国史大纲》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等作品，以了解之同情探究中华文明、表彰中华文明。而他的“报国”就表现在这些作品中。当日本侵华，山河破碎，民族危亡之际，钱穆深感提振民族精神之紧迫。在大后方艰苦的条件下，他著成《国史大纲》，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此书见解精辟，感情充沛，他从历史纵深论证中国不会亡，以笔为枪，鼓舞士气。

　　钱穆晚年定居台北后，继续以表彰中华文明为己任。1990年，钱穆留下绝笔《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》，认为“天人合一”的观念将对人类未来大有贡献，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绵延不绝，“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，自古以来既能注意到不违背天，不违背自然，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”。生命之火即将燃尽，他的心中所念仍是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。

　　钱伟长是钱穆之侄。他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，他曾说“我没有专业，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”，这一铮铮誓言尽显其家国情怀。

　　钱伟长的求学之路，布满荆棘。幼年家宅被焚，随父钱挚、四叔钱穆辗转求学。刚入苏州高中仅一月，父亲英年早逝，家徒四壁。幸得族人接济和钱穆全力资助，他才得以完成学业。1931年，他以国文、历史双满分考入清华大学。九一八事变的爆发，让他毅然决定“弃文学理”，转向“科学救国”。面对物理系主任吴有训的劝阻，他意志坚定，立下“军令状”：试读一年，数理化任何一门低于70分即转回文科。凭借超人的勤奋和科学的学习方法，他不仅达标，更在四年本科和两年研究生期间，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，横跨物理、数学、化学、机械、电机等多学科，涉猎极广，打下了异常坚实深厚的数理基础。其“学成”之志，自始便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。

　　抗战胜利后，钱伟长于1946年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条件和生活待遇，毅然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。1948年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邀请他前去任教，钱伟长办理签证面对申请表中“若中美交战，你是否忠于美国”一栏时，毫不犹豫填写了“NO”，并放弃前去任教。钱伟长将全部才智奉献给新中国的科技与教育事业，与钱学森、钱三强被周总理誉为中国科技界的“三钱”。他曾言：“回顾我这一辈子，归根到底，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”；“我一生当中所有重大选择都是为了祖国”。《钱氏家训》有言“利在一身勿谋也，利在天下者必谋之”，字字千钧，掷地有声，钱伟长的选择赋予了它时代内涵。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，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。”无锡钱氏家风如太湖之水，润物无声，滋养代代英杰，亦为当代人立起精神丰碑——当个人志趣与家国所需相逢，当学术精进与道德修持相融，才能写就一个顶天立地的人。2021年6月，“规约习俗（钱氏家训家教）”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《钱氏家训》已跨越钱氏一族一姓的范畴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，在绵长而壮阔的历史长卷中守正创新，续写新的辉煌。（郑宜 沈周）